周恩来一向以儒雅著称，但他对工作却非常严格。不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部长们曾说过：这辈子有“两怕”：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  

确实，周恩来对那些不负责任的人和事会予以严厉批评，尤其是对那些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部长们，要求更高，有时甚至会让人下不了台：“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  

一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各部委逐个汇报工作。其中，一位部长照着稿子一字一句地念着现成的材料，甚至不时还念错了。开始，周恩来虽然不满，但还是克制着，只是严肃地提醒说：看清了再念！但接下来，情况依然如故。“不对！”周恩来再也无法控制心中的火气，且迅速说出了相应的准确数字予以纠正。  

后来，周恩来对这位部长说：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已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那位部长忙解释道。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有制度问题！”周恩来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就必须作检讨。

赵炜是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秘书，他对周总理务实工作的精神感受甚深。  

1958年，全国掀起大炼钢铁运动，周恩来需要随时掌握全国炼钢的进度。在他的办公室，竖着一块大黑板，上面画了表格，有全国炼钢的各种数据。那时在财经组工作的赵炜每天要在周恩来起床前将更新的数据写在黑板上。一天，赵炜刚填好数字，周恩来迎面走了进来，指出上面有个数据不对。赵炜就迅速回到办公室重新核对，结果发现数据没错。周恩来知道后立即说：哦，那是你对了，我记错了。  

周恩来就是这样，近乎苛刻地对待每一个数据，“大概”“可能”“也许”这类词是坚决不能说的。